历史地理环境对闽台服饰的影响

服饰既是人类文化的积淀，又是人类适应环境的标志。人们在长期的认识自然、征服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服饰文化，使之成为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参照物。闽台服饰文化凝聚了闽台人民智慧的精华，反映了闽台人民对所处的历史地理环境的适应。闽台服饰是在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中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地理环境对闽台服饰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深刻、全面而久远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历史地理环境创造了服饰文化。 一、闽台传统服饰概况 据考古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居住在闽台的土著居民就掌握了原始的纺线编织技术，当时人们利用陶纺轮或树皮棒等原始工具剥制树皮和葛麻纤维，制作最简单的蔽体衣物。青铜器时代，闽人已初步掌握了棉、麻纺织技术。汉代以后，伴随着中原移民大批入闽，闽越人的服饰逐渐与华夏服饰主流融合。唐宋时期，男子穿着圆领袍衫，女子多襦裙。元代以后，民间服饰质料有了很大变化，棉布的比重开始增大。明代，平民男子一般穿掩胸腋下结带的杂色盘领衫和宽裤头阔裤脚的杂色布裤，妇女则穿掩胸宽袖圆领衫、系长裙。有清一代，男子皆剃发留辫，着长衫，妇女多为上衣下裙的组合，男女穿棉布质料的大裆裤和宽裆裤十分多见。封建时代，舆服器用各有定制，界限森严，达官显贵必锦袍玉带、纨绔绣履，而平民男女则布衣练裳，长不蔽膝。穷乡僻壤之民，蓬首垢面，在穿着方面也只寻求满足蔽体防寒的基本要求，无暇顾及汰旧更新及谋求变化。清末至民国初年，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局，服饰则显得杂乱无章，汉服、中山装、长袍马褂乃至西装革履混合杂处的情形屡见不鲜。这种新旧并容、中西共存的局面，至今可见。 二、历史自然地理因素对闽台服饰的影响 （一）自然地理环境为闽台服饰提供了必备的物质原料 闽台大部分地区位于亚热带，无严寒酷暑，常年湿润，四季常青，海洋性气候明显，呈现高温、多雨、多风的特点，境内有层峦叠嶂的高山峻岭，也有纵横交错的江河湖海，还有连绵不断的绿色森林。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闽台服饰材料的来源大多直接从自然中获得。他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苎麻、葛藤、麻蕉等率先进入闽台民间服饰质料的行列。苎、葛、蕉等多产于湿热的南方，纤维细长坚韧，平滑有丝光，易染，织成的夏布质地细薄、凉快透气而不粘身，吸湿散热性好，的确为上好衣料。《群芳谱》云：“苎麻，绩麻也，有二种，一紫麻，一白苎，出荆扬闽蜀江浙……皮可绩布。”［1］298闽台境内，麻类作物分布广泛，翻阅福建的方志，几乎每一部方志的物产志都提及苎麻，因此各地几乎都出产夏布，夏布因此成为闽台百姓最基本的衣料。《宁化县志》载：“苎布四乡皆有，乡无不绩之妇故也。惟泉上有细等纱縠者，其贩行甚广，岁以千万计。”［2］309由于制作精细，产品享有很高声誉，因此销路很广。《建宁县志》云：“一岁四收，扯其皮，净刮之，妇女绩为布，曰夏布，处处有之。除衣被其家外，其出卖甚广，贩之者以千万计。货此客，外者南北千里之遥，靡不至焉。其有顶细者，色白如雪，值亦等罗绢。葛产东楚，蔓生若藤，土人刈而绩之，号曰楚葛……”［3］24《临海水土志》所描绘的公元三世纪时台湾居民的服饰“能作细布，亦作斑文布”［4］64。史载：“台湾之番能自织布，以苎杂树皮为之，长不满丈。”［5］127植物纤维所织衣物，有轻、薄、疏、透等特点，适应闽台暖湿气候，因此长用不衰，这是由其地理环境决定的。 宋代，棉花种植在福建比较普遍，闽人的服装又增添了新质料。彭乘说：“闽岭以南多种木棉，土人竞植之，有至数千株者。采其花为布，号吉贝布……”［7］215南宋方勺在《泊宅编》中称：“闽广多种木棉，树高七八尺，树如柞，结实色青，秋深即开，露白绵茸茸然……纺织为布，名曰吉贝。”［5］188但由于自然条件所限，福建的地理气候不利于种植棉花，福建气候潮湿多雨，而棉花喜欢干燥，所以棉花在福建很难大发展，栽种面积在明代急剧减少，主要集中在泉州府，明中叶王世懋记：“过泉州至同安龙溪间，扶摇道傍，状若榛荆，近而视之，即棉花也。时方清和，老干已着瘦黄花矣。”［6］27本地棉花产量有限，棉布的原料多取给于江南地区。吴梅村的《木棉吟》序云：“隆万中闽商麇至镇洋，采购木棉，州赖以饶。……余作诗记之。眼见当初万历间，陈花富户积如山。福州青袜鸟言贾，腰下千金过百滩……”［7］488清初，沪人褚华也说：“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止买花衣以归。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盖彼中自能纺织也。”［7］488很长一段时期，台湾地不种棉桑，故无纺织，尺缕寸帛，皆自外来。台湾居民所需衣物，多从大陆内地输入，如纺织多自江浙，布匹来自闽南，羽毛则从粤东运来。《淡水厅志》云：“蚕桑未兴，其丝罗皆取之江、浙、粤。洋布则转贩而来，余布多购于同安。”［8］300 福建产蚕丝的县不多，产量不大。施鸿保《闽杂记》云：“今以闽土所出之利计之，若上诸府之茶、竹，下诸府之甘蔗、花生，固已利总四方矣。至如地瓜一种，济通省民食之半，尤利之甚溥者，闽中固无旷土矣。是不必蚕桑之利，而其利且倍蚕桑也。”［9］103可见福建蚕丝业不发达，主要是由于种植其他的经济作物和经济林，利益大大超过种桑养蚕，加上福建人多地少，不可能以良田种桑。嘉庆《云霄厅志·风土》说，古时这里是“善蚕之乡，岁五蚕，吴越不能及。盖其地旷，桑后雕，又疆土始辟，民寡而地沃桑盛，故蚕功治焉。厥后民生渐繁，土日多，桑土日稀，而蚕功遂废。山区居民犹种麻，取其易种，亦易蕃也”［10］117。农村许多地区衣被日用都依赖外省供应，或是改用其他纺织品。《闽中记》载：“民间所须织纱帛，皆资于吴航所至。土产之丝粗而类，仅可为耳。绢、绫、缎、纱罗，往年俱于苏杭售以充贡。近方有织者，然亦不逮远矣。”［11］705 植物纤维须经染色才显出它的装饰作用，所以染料生产也是服饰文化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福建主要的染色作物是蓝靛，蓝靛又名青靛、靛青，是一种叶子含蓝汁，可以提制蓝色染料的草本植物。《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记载：“蓝靛。蓝有二种，叶大高者谓马蓝，小者谓槐蓝。郡中多槐蓝，霜降后割取，浸巨桶中，再越宿，乃出其枝梗，纳灰疾搅之，泡涌微白，久之渐青。泡尽，淀花与灰俱除，乃澄，蓄之而泻出其水，则淀可滤而滤矣。”［12］55叶梦珠《阅世篇》亦云：“青靛，初出闽中，夏秋两次之间，取其叶淘汁澄清，用染蓝青色。”［7］福建种蓝靛，有悠久的历史，弘治《兴化府志·货殖志》载：“自宋代以来，莆人擅蓝靛之利。”［6］22可见，闽人自宋代开始就以蓝靛谋利，到了明代，随着福建省内外纺织业的发展，种植日益广泛，主要分布在福、兴、泉、漳四府所属各县。福州府“诸县皆有，闽侯、长乐尤多”［11］512。《天工开物》亦云：“闽人种山皆茶蓝”［13］119。台湾的靛业发达，运销至大陆，《淡水厅志》载：“菁靛有园菁、山菁二种。淡北内山种之，常运漳、泉南北发售。”［1］334闽台服饰以夏布为主要衣料，以蓝靛染之，这既是因地制宜，也是适应当地环境的一种着装方式。 （二）历史地理环境对闽台服装款式、色彩的影响 服装款式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每个地区由于所处的地域、气候、河流等地理环境的不同，因此对服饰的选择和要求也就不同。地理环境不仅决定着服饰的实用性，而且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个地区服饰特点的形成与发展。闽台地区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依山面海，江河交错，海岸线曲折绵长，江河海洋环境影响了居民的服饰风格。长期的水滨生活使闽台人衣饰简单，越人“断发文身，裸以为饰”的习俗长期留存［14］3。汉淮南王刘安曾称：“越，方外之地，赞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15］2098由于闽越人以蛇为图腾，他们文身的纹饰多为蛇形，“被发文身，以像鳞虫”［16］1，以躲避蛟龙等水中生物的伤害。台湾地区也是如此，断发文身屡见不鲜，“妇人以墨黥手，为虫蛇之文”［17］6，“男子剪发，留数寸披垂”［18］4360。 由于气候温暖湿润，为了便于在水中活动，单衣、短裤、赤足就成为闽台人服饰的重要特征。在《噶玛兰厅志》卷五《风俗》云：“孩子夏天闲不着裤，隆冬亦少结袜。地气近热，西风四起，单衣漂泊如蝴蝶，转觉清爽……穷冬则棉袄短褂，便可御寒。”［19］林豪《澎湖厅志》卷九《风俗》则云：“人家有喜庆，则穿鞋袜，平日俱赤足。”［20］322明代陈第《东蕃记》：“地暖，冬夏不衣；妇女结草裙，微蔽下体而已。”［18］4360福建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如《闽中会馆志·福州会馆》称福州一带：“乡村赤足，穿短裤，长不及膝也。”［21］暖湿的环境里，单衣短裤通风透气、舒适凉爽，短裤适于在多雨天气的河流边行走及下田劳作，短衣则易于灵活地使用劳动工具。服饰宽松，便不束缚身体，无论耕田出海、跳跃蹲坐，都轻松自如，舒适方便。这体现了闽台服饰具有便利性的特点。 闽台的民众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终年与山地、大海为伍，蓝天碧海、绿水青山，所有这些既朴素又充满勃勃生机的颜色，都使闽台人感到优美、自然、亲切，他们服饰颜色多限于蓝、灰、黑等数种单色调，很少改进或花样翻新，他们喜欢穿不显脏又易洗的衣服。“男女多用素布，乡村则尚青黑，以其不易缁也。”［17］427闽台地处东南沿海，海风凛冽，沙土飞扬。居民喜欢以青布裹头，女性为防风沙，还习惯用罗帕方巾将头和脸包住，仅留两眼。早在清代，厦门一带妇女即“出门蒙花帕盖首，俗曰网巾兜”；“海风破脑，居人皆以布裹头”［22］325。台湾也是“青布包头，四民皆然，因海风甚厉故也”；“妇女最喜着青布衣裙；上山讨海，出门探亲，俱用青布裹头”［20］321。沿海渔民，据说为抗海水溅湿，喜欢将衣服染成赭色。如莆田湄洲岛及漳浦一带渔民喜用荔枝树汁将衣襟染成浅褐色。［23］69周芸皋诗注则云：“渔人用柿汁染衣，色红。按柿汁所染，其色绀，舟人皆着之。”［20］322《台湾通史·风俗志》也载：“沿海渔户，悉以薯榔（当为“莨”字）染衣，其色为赭，渝水不垢。所业不同，则所服亦异，固可一望而知也。”［17］427总之，不管是用荔枝树汁还是柿汁、薯莨等不同染料染衣，所染成的颜色都是一样的，即赭色。古代囚徒穿赭衣，闽台渔民衣服不避赭色，实为罕见和违反常规，故有诗云：“无罪人多着赭衣。”［20］322 （三）历史地理环境使闽台服饰保留了唐宋时期中原服饰的痕迹 福建原为闽越人居住区域，自八姓入闽以来，中原地区的服饰习俗亦随之传入，并在此保留下来。随着闽人移居台湾，闽台两岸的一些服饰习俗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里发展，至今仍保留了唐宋时期中原地区一些服饰的痕迹，成为中原服饰的活化石。 闽台城乡妇女流行戴花。据说戴花既可衬映容颜的娇美，又可体现“戴花益子”，是吉祥的象征。所戴的花，主要有鲜花、通草花两种。通草花以中药通草为主要原料制成，简称草花，通称象生花。所戴的花多插于发髻上，或夹在前额的缝间，或扎于后垂的发辫中。这实际上是唐代仕女簪兰花的风俗的遗存。清代厦门“城东之靖山、禅师岭、超然洞、洌水山庄、白鹿、虎溪山足一带，多花园；花时烂漫映带，馨香不绝。菊则四时常有，月下、度腊、鹰爪、迎年诸花，亦有番种；居民不种五谷，世以花为业。诸花中，茉莉、素馨尤盛。卖者以铜丝与竹为簪，编成凤鸟形”，妇女“编花为龙凤、雀蝶诸形，插戴满头”［22］325。福州妇女也喜爱戴花。清朝康熙年间，福建按察使周亮工在《闽小记·闽女》中写道：“闽素足女多簪全枝兰，烟鬟掩映，众蕊争芳。响屧一鸣，全茎振媚……”［23］83周亮工在此提到的就是当时福建仍然保留唐代仕女簪兰花的风俗。闽南妇女头上爱插花之俗随着移民带到台湾。台湾有句谚语说：“男人是树，女人是花。”闽台妇女长期在田间地头劳作，“闽中风俗之俭，至于妇女务勤劳，无若永定者。每旦戛至锅蓐食，披衣衽，抹花帕罩髻，少长，什伍为侣，樵采一二十里林莽崖谷间，造夕阳衔山，各荷薪刍而返。虽衿绅儒士家不仗婢仆。凡负贩、舂汲、种作、缝纫之事胥自任焉。妇女不能佐子夫衣食成立者，群起非笑之。”［25］彭光斗作总结说：“闽妇最勤苦，乡间耕种、担粪、砍柴等事，悉妇女为之。单裙赤足，逾山过岭，三五成群，有头插花枝而足跣肩负者。”［26］18闽台女性辛勤劳作，活动的空间贴近大自然，因此崇尚自然美。她们喜好自然中的花朵，不分年龄、地位、性格，花与妇女关系密切，具有象征性的意义。闽南和莆田等地妇女头上插花之俗至今不改，每逢年节或喜庆之日，她们都要在头上插戴各种鲜花、绢花乃至塑料花以示贺喜。福州等地的妇女则喜欢将玉兰花或茉莉花编织挂插于发髻之上，以显清新优雅。 闽台气候潮湿，山地不平，干爽而经济的木屐深受喜爱。着木屐的习俗原是唐代中原的习惯，只是后来失传了，仅在福建与日本等地保留这一习惯。闽台人，无论男女皆有穿木屐的习俗。木屐以木板块据脚形大小而制，厚约数寸不等。屐面钉以皮或其他搭带以套于脚，女式屐还有油漆彩画等装饰。闽台多山，山林荆棘密布，穿用木屐可防止脚部被带刺杂草划伤，而且底部与地面有一定距离，遇到雨天道路泥泞，不易溅泥到身上，也不易滑倒。早在明代，谢肇淛就称：“今世吾闽兴化、漳、泉三郡，以屐当鞋。洗足竟，即跣而着之，不论贵贱男女皆然。……女屐加以彩画，时作龙头。终日行屋中，阁阁然，想似西子响屐廊时也。”［27］到了清代，木屐则在街市随处可见了。正如彭光斗在《闽琐记》所云，闽妇“足蹑红木屐，阁阁行市中”［26］16。可见清朝时福州女性穿木屐是寻常之事。木屐的体形较小，多用质地较轻的桐木削制而成，前面底部削斜，以利行走，底部中间刻凹，以减轻重量，正面及两侧有的漆红画花，美观实用，行走起来有响亮的“嗒嗒”声。尤其是夏夜沐浴之后，居民上街乘凉，街北巷南，木屐的“吱嘎”之声，不绝于耳。日本也盛行穿木屐，故台湾在日据时期，民间穿木屐之风比福建有过之而无不及。闽台人普遍穿用木屐，既保持脚部干燥健康，亦与多水多山的环境相适应。这样的服饰习惯既适应了炎热气候，方便水上生产，也与闽台湿热、多山、近海的生态环境融为一体。中原地区适应闽台历史地理环境的服饰习俗传入后，就长久地保留了下来。 （四）闽台边缘化的地理环境使服饰等级体系较为宽松 古代中原的服饰，带有强烈的“礼”的色彩，鲜明的等级制度往往渗透其中。闽台与中原山海阻隔，相距悬远，政治格局相对独立，由于远离政治和教化的中心，在闽台地区，尤其是明中叶以后，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等级观念受到强烈冲击，服饰体系较为宽松，缺少中原传统服饰那样鲜明甚至严格的等级意义。 梁克家记闽地的风俗，“自缙绅而下，土人富民胥吏商贾皂隶衣服递有等级，不敢略相陵躐。士人冠带或弱笼衫，富民、胥吏、皂衫，贩下户白布襕衫，妇人非命妇不敢用霞帔，非大姓不敢戴冠用背子”，而“三十年来渐失等威，近岁尤甚。农贩细民至用道服、背子、紫衫者，其妇女至用背子霞帔”［28］639。自明中叶以降，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富商大贾不再甘于礼制的约束，凭藉财势恣意享乐，一掷千金在所不惜，从而带动了整个社会风尚的嬗变。政府的强权约束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已变得软弱无力，封建等级体系被彻底打乱，原先的等级已不再被遵行。万历时人蔡献臣记载的同安的情况：“同安风俗之蠹者：……其二曰侈。盖有衣服巾履之侈，往时衣皆布素，即学校亦然。今则人着彭段纺丝，无白布道袍者。往时市肆绸段、纱罗绝少，今则苏段、潞绸、杭货、福机行市，无所不有者。往时惟有方巾、圆帽二种，今则唐巾、云巾、帽巾，无人不用。瓦楞或用绉纱瓣幅。甚至奴隶之辈，亦顶唐巾、着朝履者。往时富贵人家里衣无不用布，今则市井少年，无不着绸罗短衫、绸纱裙、绸绫裤者。”［29］530明初刻意制定的等级制度已成一纸空文，封建社会的低层人物，竟然也穿起封建贵族的专利品。惠安的情况也是如此：“长老传云，闾阎服饰，恣所好美，益僭滥。……男子冠巾丝履，妇女珠翠金宝，绮縠锦绣罗纨，但有财尽能索耳。此皆五十年所无也。”［31］这种地域扩散性对于明朝中后期服饰的变迁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促使全社会热衷穿着，刻意打扮，极力追求时髦，日新月异，令人目不暇接，成为中国古代服饰史上最丰富多彩的发展时期。隔海相望的台湾也受影响，台湾妇女首饰“多用金银，一簪一珥，随时而变。富家则尚珠玉，价值千金”［17］604，凤山县“即厮役牧竖衣曳绮罗，虽贩妇村姑妆盈珠翠罗”［30］80。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一现象加以分析不难发现，正是在推行等级制度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正是依托于奢侈衣着所表现的越分穿戴，恰恰成为闽台下层百姓借以表达自身对服饰追求所不可回避的方式。竞相讲求服饰，冲破等级制度的束缚，在明代后期的闽台地区已流演为一种时尚。人们衣着怪诞，求奇慕异，也不仅仅是个人的喜好，而应该被看作是一种以极端的方式反叛传统礼教、张扬个性的表现［31］。 三、结语 服饰是人类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浓郁的地域特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它受到当地特殊历史地理环境的深刻影响，闽台地区的服饰的款式、色彩、纹样、面料受到闽台地区暖湿气候、复杂地形等历史自然地理因素和风俗、审美等历史人文地理因素影响，显示出别具一格的服饰特征。 服饰既是人类文化的积淀，又是人类适应环境的标志。人们在长期的认识自然、征服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服饰文化，使之成为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参照物。闽台服饰文化凝聚了闽台人民智慧的精华，反映了闽台人民对所处的历史地理环境的适应。闽台服饰是在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中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地理环境对闽台服饰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深刻、全面而久远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历史地理环境创造了服饰文化。 一、闽台传统服饰概况 据考古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居住在闽台的土著居民就掌握了原始的纺线编织技术，当时人们利用陶纺轮或树皮棒等原始工具剥制树皮和葛麻纤维，制作最简单的蔽体衣物。青铜器时代，闽人已初步掌握了棉、麻纺织技术。汉代以后，伴随着中原移民大批入闽，闽越人的服饰逐渐与华夏服饰主流融合。唐宋时期，男子穿着圆领袍衫，女子多襦裙。元代以后，民间服饰质料有了很大变化，棉布的比重开始增大。明代，平民男子一般穿掩胸腋下结带的杂色盘领衫和宽裤头阔裤脚的杂色布裤，妇女则穿掩胸宽袖圆领衫、系长裙。有清一代，男子皆剃发留辫，着长衫，妇女多为上衣下裙的组合，男女穿棉布质料的大裆裤和宽裆裤十分多见。封建时代，舆服器用各有定制，界限森严，达官显贵必锦袍玉带、纨绔绣履，而平民男女则布衣练裳，长不蔽膝。穷乡僻壤之民，蓬首垢面，在穿着方面也只寻求满足蔽体防寒的基本要求，无暇顾及汰旧更新及谋求变化。清末至民国初年，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局，服饰则显得杂乱无章，汉服、中山装、长袍马褂乃至西装革履混合杂处的情形屡见不鲜。这种新旧并容、中西共存的局面，至今可见。 二、历史自然地理因素对闽台服饰的影响 （一）自然地理环境为闽台服饰提供了必备的物质原料 闽台大部分地区位于亚热带，无严寒酷暑，常年湿润，四季常青，海洋性气候明显，呈现高温、多雨、多风的特点，境内有层峦叠嶂的高山峻岭，也有纵横交错的江河湖海，还有连绵不断的绿色森林。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闽台服饰材料的来源大多直接从自然中获得。他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苎麻、葛藤、麻蕉等率先进入闽台民间服饰质料的行列。苎、葛、蕉等多产于湿热的南方，纤维细长坚韧，平滑有丝光，易染，织成的夏布质地细薄、凉快透气而不粘身，吸湿散热性好，的确为上好衣料。《群芳谱》云：“苎麻，绩麻也，有二种，一紫麻，一白苎，出荆扬闽蜀江浙……皮可绩布。”［1］298闽台境内，麻类作物分布广泛，翻阅福建的方志，几乎每一部方志的物产志都提及苎麻，因此各地几乎都出产夏布，夏布因此成为闽台百姓最基本的衣料。《宁化县志》载：“苎布四乡皆有，乡无不绩之妇故也。惟泉上有细等纱縠者，其贩行甚广，岁以千万计。”［2］309由于制作精细，产品享有很高声誉，因此销路很广。《建宁县志》云：“一岁四收，扯其皮，净刮之，妇女绩为布，曰夏布，处处有之。除衣被其家外，其出卖甚广，贩之者以千万计。货此客，外者南北千里之遥，靡不至焉。其有顶细者，色白如雪，值亦等罗绢。葛产东楚，蔓生若藤，土人刈而绩之，号曰楚葛……”［3］24《临海水土志》所描绘的公元三世纪时台湾居民的服饰“能作细布，亦作斑文布”［4］64。史载：“台湾之番能自织布，以苎杂树皮为之，长不满丈。”［5］127植物纤维所织衣物，有轻、薄、疏、透等特点，适应闽台暖湿气候，因此长用不衰，这是由其地理环境决定的。 宋代，棉花种植在福建比较普遍，闽人的服装又增添了新质料。彭乘说：“闽岭以南多种木棉，土人竞植之，有至数千株者。采其花为布，号吉贝布……”［7］215南宋方勺在《泊宅编》中称：“闽广多种木棉，树高七八尺，树如柞，结实色青，秋深即开，露白绵茸茸然……纺织为布，名曰吉贝。”［5］188但由于自然条件所限，福建的地理气候不利于种植棉花，福建气候潮湿多雨，而棉花喜欢干燥，所以棉花在福建很难大发展，栽种面积在明代急剧减少，主要集中在泉州府，明中叶王世懋记：“过泉州至同安龙溪间，扶摇道傍，状若榛荆，近而视之，即棉花也。时方清和，老干已着瘦黄花矣。”［6］27本地棉花产量有限，棉布的原料多取给于江南地区。吴梅村的《木棉吟》序云：“隆万中闽商麇至镇洋，采购木棉，州赖以饶。……余作诗记之。眼见当初万历间，陈花富户积如山。福州青袜鸟言贾，腰下千金过百滩……”［7］488清初，沪人褚华也说：“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止买花衣以归。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盖彼中自能纺织也。”［7］488很长一段时期，台湾地不种棉桑，故无纺织，尺缕寸帛，皆自外来。台湾居民所需衣物，多从大陆内地输入，如纺织多自江浙，布匹来自闽南，羽毛则从粤东运来。《淡水厅志》云：“蚕桑未兴，其丝罗皆取之江、浙、粤。洋布则转贩而来，余布多购于同安。”［8］300 福建产蚕丝的县不多，产量不大。施鸿保《闽杂记》云：“今以闽土所出之利计之，若上诸府之茶、竹，下诸府之甘蔗、花生，固已利总四方矣。至如地瓜一种，济通省民食之半，尤利之甚溥者，闽中固无旷土矣。是不必蚕桑之利，而其利且倍蚕桑也。”［9］103可见福建蚕丝业不发达，主要是由于种植其他的经济作物和经济林，利益大大超过种桑养蚕，加上福建人多地少，不可能以良田种桑。嘉庆《云霄厅志·风土》说，古时这里是“善蚕之乡，岁五蚕，吴越不能及。盖其地旷，桑后雕，又疆土始辟，民寡而地沃桑盛，故蚕功治焉。厥后民生渐繁，土日多，桑土日稀，而蚕功遂废。山区居民犹种麻，取其易种，亦易蕃也”［10］117。农村许多地区衣被日用都依赖外省供应，或是改用其他纺织品。《闽中记》载：“民间所须织纱帛，皆资于吴航所至。土产之丝粗而类，仅可为耳。绢、绫、缎、纱罗，往年俱于苏杭售以充贡。近方有织者，然亦不逮远矣。”［11］705 植物纤维须经染色才显出它的装饰作用，所以染料生产也是服饰文化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福建主要的染色作物是蓝靛，蓝靛又名青靛、靛青，是一种叶子含蓝汁，可以提制蓝色染料的草本植物。《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记载：“蓝靛。蓝有二种，叶大高者谓马蓝，小者谓槐蓝。郡中多槐蓝，霜降后割取，浸巨桶中，再越宿，乃出其枝梗，纳灰疾搅之，泡涌微白，久之渐青。泡尽，淀花与灰俱除，乃澄，蓄之而泻出其水，则淀可滤而滤矣。”［12］55叶梦珠《阅世篇》亦云：“青靛，初出闽中，夏秋两次之间，取其叶淘汁澄清，用染蓝青色。”［7］福建种蓝靛，有悠久的历史，弘治《兴化府志·货殖志》载：“自宋代以来，莆人擅蓝靛之利。”［6］22可见，闽人自宋代开始就以蓝靛谋利，到了明代，随着福建省内外纺织业的发展，种植日益广泛，主要分布在福、兴、泉、漳四府所属各县。福州府“诸县皆有，闽侯、长乐尤多”［11］512。《天工开物》亦云：“闽人种山皆茶蓝”［13］119。台湾的靛业发达，运销至大陆，《淡水厅志》载：“菁靛有园菁、山菁二种。淡北内山种之，常运漳、泉南北发售。”［1］334闽台服饰以夏布为主要衣料，以蓝靛染之，这既是因地制宜，也是适应当地环境的一种着装方式。 （二）历史地理环境对闽台服装款式、色彩的影响 服装款式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每个地区由于所处的地域、气候、河流等地理环境的不同，因此对服饰的选择和要求也就不同。地理环境不仅决定着服饰的实用性，而且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个地区服饰特点的形成与发展。闽台地区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依山面海，江河交错，海岸线曲折绵长，江河海洋环境影响了居民的服饰风格。长期的水滨生活使闽台人衣饰简单，越人“断发文身，裸以为饰”的习俗长期留存［14］3。汉淮南王刘安曾称：“越，方外之地，赞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15］2098由于闽越人以蛇为图腾，他们文身的纹饰多为蛇形，“被发文身，以像鳞虫”［16］1，以躲避蛟龙等水中生物的伤害。台湾地区也是如此，断发文身屡见不鲜，“妇人以墨黥手，为虫蛇之文”［17］6，“男子剪发，留数寸披垂”［18］4360。 由于气候温暖湿润，为了便于在水中活动，单衣、短裤、赤足就成为闽台人服饰的重要特征。在《噶玛兰厅志》卷五《风俗》云：“孩子夏天闲不着裤，隆冬亦少结袜。地气近热，西风四起，单衣漂泊如蝴蝶，转觉清爽……穷冬则棉袄短褂，便可御寒。”［19］林豪《澎湖厅志》卷九《风俗》则云：“人家有喜庆，则穿鞋袜，平日俱赤足。”［20］322明代陈第《东蕃记》：“地暖，冬夏不衣；妇女结草裙，微蔽下体而已。”［18］4360福建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如《闽中会馆志·福州会馆》称福州一带：“乡村赤足，穿短裤，长不及膝也。”［21］暖湿的环境里，单衣短裤通风透气、舒适凉爽，短裤适于在多雨天气的河流边行走及下田劳作，短衣则易于灵活地使用劳动工具。服饰宽松，便不束缚身体，无论耕田出海、跳跃蹲坐，都轻松自如，舒适方便。这体现了闽台服饰具有便利性的特点。 闽台的民众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终年与山地、大海为伍，蓝天碧海、绿水青山，所有这些既朴素又充满勃勃生机的颜色，都使闽台人感到优美、自然、亲切，他们服饰颜色多限于蓝、灰、黑等数种单色调，很少改进或花样翻新，他们喜欢穿不显脏又易洗的衣服。“男女多用素布，乡村则尚青黑，以其不易缁也。”［17］427闽台地处东南沿海，海风凛冽，沙土飞扬。居民喜欢以青布裹头，女性为防风沙，还习惯用罗帕方巾将头和脸包住，仅留两眼。早在清代，厦门一带妇女即“出门蒙花帕盖首，俗曰网巾兜”；“海风破脑，居人皆以布裹头”［22］325。台湾也是“青布包头，四民皆然，因海风甚厉故也”；“妇女最喜着青布衣裙；上山讨海，出门探亲，俱用青布裹头”［20］321。沿海渔民，据说为抗海水溅湿，喜欢将衣服染成赭色。如莆田湄洲岛及漳浦一带渔民喜用荔枝树汁将衣襟染成浅褐色。［23］69周芸皋诗注则云：“渔人用柿汁染衣，色红。按柿汁所染，其色绀，舟人皆着之。”［20］322《台湾通史·风俗志》也载：“沿海渔户，悉以薯榔（当为“莨”字）染衣，其色为赭，渝水不垢。所业不同，则所服亦异，固可一望而知也。”［17］427总之，不管是用荔枝树汁还是柿汁、薯莨等不同染料染衣，所染成的颜色都是一样的，即赭色。古代囚徒穿赭衣，闽台渔民衣服不避赭色，实为罕见和违反常规，故有诗云：“无罪人多着赭衣。”［20］322 （三）历史地理环境使闽台服饰保留了唐宋时期中原服饰的痕迹 福建原为闽越人居住区域，自八姓入闽以来，中原地区的服饰习俗亦随之传入，并在此保留下来。随着闽人移居台湾，闽台两岸的一些服饰习俗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里发展，至今仍保留了唐宋时期中原地区一些服饰的痕迹，成为中原服饰的活化石。 闽台城乡妇女流行戴花。据说戴花既可衬映容颜的娇美，又可体现“戴花益子”，是吉祥的象征。所戴的花，主要有鲜花、通草花两种。通草花以中药通草为主要原料制成，简称草花，通称象生花。所戴的花多插于发髻上，或夹在前额的缝间，或扎于后垂的发辫中。这实际上是唐代仕女簪兰花的风俗的遗存。清代厦门“城东之靖山、禅师岭、超然洞、洌水山庄、白鹿、虎溪山足一带，多花园；花时烂漫映带，馨香不绝。菊则四时常有，月下、度腊、鹰爪、迎年诸花，亦有番种；居民不种五谷，世以花为业。诸花中，茉莉、素馨尤盛。卖者以铜丝与竹为簪，编成凤鸟形”，妇女“编花为龙凤、雀蝶诸形，插戴满头”［22］325。福州妇女也喜爱戴花。清朝康熙年间，福建按察使周亮工在《闽小记·闽女》中写道：“闽素足女多簪全枝兰，烟鬟掩映，众蕊争芳。响屧一鸣，全茎振媚……”［23］83周亮工在此提到的就是当时福建仍然保留唐代仕女簪兰花的风俗。闽南妇女头上爱插花之俗随着移民带到台湾。台湾有句谚语说：“男人是树，女人是花。”闽台妇女长期在田间地头劳作，“闽中风俗之俭，至于妇女务勤劳，无若永定者。每旦戛至锅蓐食，披衣衽，抹花帕罩髻，少长，什伍为侣，樵采一二十里林莽崖谷间，造夕阳衔山，各荷薪刍而返。虽衿绅儒士家不仗婢仆。凡负贩、舂汲、种作、缝纫之事胥自任焉。妇女不能佐子夫衣食成立者，群起非笑之。”［25］彭光斗作总结说：“闽妇最勤苦，乡间耕种、担粪、砍柴等事，悉妇女为之。单裙赤足，逾山过岭，三五成群，有头插花枝而足跣肩负者。”［26］18闽台女性辛勤劳作，活动的空间贴近大自然，因此崇尚自然美。她们喜好自然中的花朵，不分年龄、地位、性格，花与妇女关系密切，具有象征性的意义。闽南和莆田等地妇女头上插花之俗至今不改，每逢年节或喜庆之日，她们都要在头上插戴各种鲜花、绢花乃至塑料花以示贺喜。福州等地的妇女则喜欢将玉兰花或茉莉花编织挂插于发髻之上，以显清新优雅。 闽台气候潮湿，山地不平，干爽而经济的木屐深受喜爱。着木屐的习俗原是唐代中原的习惯，只是后来失传了，仅在福建与日本等地保留这一习惯。闽台人，无论男女皆有穿木屐的习俗。木屐以木板块据脚形大小而制，厚约数寸不等。屐面钉以皮或其他搭带以套于脚，女式屐还有油漆彩画等装饰。闽台多山，山林荆棘密布，穿用木屐可防止脚部被带刺杂草划伤，而且底部与地面有一定距离，遇到雨天道路泥泞，不易溅泥到身上，也不易滑倒。早在明代，谢肇淛就称：“今世吾闽兴化、漳、泉三郡，以屐当鞋。洗足竟，即跣而着之，不论贵贱男女皆然。……女屐加以彩画，时作龙头。终日行屋中，阁阁然，想似西子响屐廊时也。”［27］到了清代，木屐则在街市随处可见了。正如彭光斗在《闽琐记》所云，闽妇“足蹑红木屐，阁阁行市中”［26］16。可见清朝时福州女性穿木屐是寻常之事。木屐的体形较小，多用质地较轻的桐木削制而成，前面底部削斜，以利行走，底部中间刻凹，以减轻重量，正面及两侧有的漆红画花，美观实用，行走起来有响亮的“嗒嗒”声。尤其是夏夜沐浴之后，居民上街乘凉，街北巷南，木屐的“吱嘎”之声，不绝于耳。日本也盛行穿木屐，故台湾在日据时期，民间穿木屐之风比福建有过之而无不及。闽台人普遍穿用木屐，既保持脚部干燥健康，亦与多水多山的环境相适应。这样的服饰习惯既适应了炎热气候，方便水上生产，也与闽台湿热、多山、近海的生态环境融为一体。中原地区适应闽台历史地理环境的服饰习俗传入后，就长久地保留了下来。 （四）闽台边缘化的地理环境使服饰等级体系较为宽松 古代中原的服饰，带有强烈的“礼”的色彩，鲜明的等级制度往往渗透其中。闽台与中原山海阻隔，相距悬远，政治格局相对独立，由于远离政治和教化的中心，在闽台地区，尤其是明中叶以后，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等级观念受到强烈冲击，服饰体系较为宽松，缺少中原传统服饰那样鲜明甚至严格的等级意义。 梁克家记闽地的风俗，“自缙绅而下，土人富民胥吏商贾皂隶衣服递有等级，不敢略相陵躐。士人冠带或弱笼衫，富民、胥吏、皂衫，贩下户白布襕衫，妇人非命妇不敢用霞帔，非大姓不敢戴冠用背子”，而“三十年来渐失等威，近岁尤甚。农贩细民至用道服、背子、紫衫者，其妇女至用背子霞帔”［28］639。自明中叶以降，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富商大贾不再甘于礼制的约束，凭藉财势恣意享乐，一掷千金在所不惜，从而带动了整个社会风尚的嬗变。政府的强权约束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已变得软弱无力，封建等级体系被彻底打乱，原先的等级已不再被遵行。万历时人蔡献臣记载的同安的情况：“同安风俗之蠹者：……其二曰侈。盖有衣服巾履之侈，往时衣皆布素，即学校亦然。今则人着彭段纺丝，无白布道袍者。往时市肆绸段、纱罗绝少，今则苏段、潞绸、杭货、福机行市，无所不有者。往时惟有方巾、圆帽二种，今则唐巾、云巾、帽巾，无人不用。瓦楞或用绉纱瓣幅。甚至奴隶之辈，亦顶唐巾、着朝履者。往时富贵人家里衣无不用布，今则市井少年，无不着绸罗短衫、绸纱裙、绸绫裤者。”［29］530明初刻意制定的等级制度已成一纸空文，封建社会的低层人物，竟然也穿起封建贵族的专利品。惠安的情况也是如此：“长老传云，闾阎服饰，恣所好美，益僭滥。……男子冠巾丝履，妇女珠翠金宝，绮縠锦绣罗纨，但有财尽能索耳。此皆五十年所无也。”［31］这种地域扩散性对于明朝中后期服饰的变迁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促使全社会热衷穿着，刻意打扮，极力追求时髦，日新月异，令人目不暇接，成为中国古代服饰史上最丰富多彩的发展时期。隔海相望的台湾也受影响，台湾妇女首饰“多用金银，一簪一珥，随时而变。富家则尚珠玉，价值千金”［17］604，凤山县“即厮役牧竖衣曳绮罗，虽贩妇村姑妆盈珠翠罗”［30］80。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一现象加以分析不难发现，正是在推行等级制度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正是依托于奢侈衣着所表现的越分穿戴，恰恰成为闽台下层百姓借以表达自身对服饰追求所不可回避的方式。竞相讲求服饰，冲破等级制度的束缚，在明代后期的闽台地区已流演为一种时尚。人们衣着怪诞，求奇慕异，也不仅仅是个人的喜好，而应该被看作是一种以极端的方式反叛传统礼教、张扬个性的表现［31］。 三、结语 服饰是人类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浓郁的地域特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它受到当地特殊历史地理环境的深刻影响，闽台地区的服饰的款式、色彩、纹样、面料受到闽台地区暖湿气候、复杂地形等历史自然地理因素和风俗、审美等历史人文地理因素影响，显示出别具一格的服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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