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情食火评尚启元芙蓉街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以某一条街或某个茶栏酒栈为窗口展示社会历史风景的作品不乏其例，远有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老舍的《茶馆》，近有古华的《芙蓉镇》、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楼》、范小青的《锦帆桥人家》等等，这些作品都以一条街、一座楼或一间茶馆为视角展示了该地社会历史的变迁。就此而言，山东省青年作家尚启元的《芙蓉街》亦属此一行列。以某一固定场所为窗口，斗转星移展现社会历史变迁，这既是小说叙事中最为经典的“空间时间化”模式，亦是站在历史的今朝“当代史”审视局部场域历史发展变化的“制高点式”范例。但正如每一本书的产生都有其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以及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一样，“谱系式”的创作并非是作者们的一次次“重复”，而是不同时期的不同作者对逝去历史的一次次“追寻”与“发现”。身为“90 后”的尚启元，“行走江湖”“浪迹天涯”的时间与广度自然远比不上如上这些文坛耆宿，但当他以“稚嫩”却“果敢”的笔触，用自己的方式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历史名城、古旧老街的故事时，我们还是不禁感叹，这是作者用真情索引历史写出的一段“探幽”，是当代青年作家写给古城济南的一封“情书”，也是“90 后”的年轻人以自身经验为根基写给当代日常生活的一篇“箴言萃语”。

一、历史索引的“探幽”

《芙蓉街》首章起始于对芙蓉街地理位置的介绍：该街“北起西花墙子街南口，南与泉城路相连，东邻马市街，通起凤桥街、翔凤巷和芙蓉巷，西邻玉环泉街，通省府东街”。“在街上周围有抚院、都司、布政司、贡院、府学等衙门机构。商家众多，中药、西药、笔铺……小吃、钱行，鳞次栉比”①。这样的叙述方式很容易让人想起汪曾祺的《大淖记事》与王安忆的《长恨歌》。《大淖记事》开篇并没有主人公的急于出场，而是使用了大量的篇幅介绍了大淖周边的环境以及此间的风俗与人事，直到行文下半部分，巧云与十一子才姗姗来迟，徐徐登场。这样的写作方式典型地凸显了汪老下笔的从容，当然，也更表现了其抒情的人道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抒情的有机结合。就此而言，尚启元的书写策略虽“形似”但“神”还远不似。与汪老的下笔老成相比，此作而更接近王安忆《长恨歌》的叙事模式：开首先介绍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弄堂）、语境氛围（流言）、人生起点（闺阁）、人物表征（鸽子），最后才引出主人公王琦瑶的传奇人生。尚启元的作品叙事有近于此，在对芙蓉街的地理位置以及人事氛围进行了足够的渲染后，他回归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以“人物”为中心。

以人物为中心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是中国传统小说最为常见的叙事方式，但尚启元的作品与之有别的一个地方在于：此文描写人物不仅有一条“显”的脉络，还有一条“隐”的线索。换句话说，尚启元的作品在小说文本之外还有一个“潜文本”，在“济南”这个小文本之外还有一个大文本——“中国”。申丹在《叙述、文体与潜文本》一书中曾指出：“若采用叙事学（叙述学）和文体学的方法，且运用得当，有利于挖掘这些作品中长期以来被遮蔽的潜文本。”②在此，我们无须纠结西方新批评派理论家们绵密无比的叙事学研究方法，而只需“抓点因由”，将“整体阅读”与“细节阅读”两种阅读方式相结合即可发现：《芙蓉街》的故事，虽局限于济南，却无处不是“中国”历史的“回响”。至于如何描述这一“潜文本”，作者采用的是一种更加独特、更为别致的叙述手法：“双城记”。

读过《芙蓉街》的人，大多会感觉到一种命运的“黏连”。就此而言，此书虽然写的是一条街或一座城的故事，但在其背后，或者说，在“济南”这一文本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潜文本”——“北京城”。小说主人公陆明诚，生在北京，长在济南，意志消沉时又返回北京城去“寻根”，但“寻根”的结果却是在鲁菜大师彭柯的点化中明白了自己的“宿命”：“在这里（指北京——笔者按），我爹实现了自己长久以来的目标。当年他叱咤厨界，风光无限。估计我做得再多，也很难超越我爹。也许老天爷都安排好了，我应该回济南，在济南的厨界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陆松宇的一生都在选择，在他选择的背后，表面上看是“出人头地”与“平平常常”的“生存之道”之争，但实际上却潜藏着“微言大义”。至于此“大义”为何？似乎作者都有些写作上的“意图迷悟”。尚启元在《后记》中曾述自己在写作的过程中隐约感到有宿命论的影响，但事实上，正如新批评派理论家所言：“作者意图中的世界和作品实现出来的世界，或者说作者的愿望和作者的实践，是有区分的。”③“宿命论”作为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每一个描写历史的作家都有此感，但我们作为读者，尤其是当代读者，如若也一味以此为出发点，那必将步入作者的“意图迷悟”之中。对此，我们仅需将作品本文与其“前文本”相联系就会发现，作者的“实践意图”远非如此。陆明诚作为小说文本中的第二代“厨神”，在他出生之前，其命运早已得到了暗示：名震一时的鲁菜名家“郝爷”有两大徒弟，一为高德生，他在济南继承了师傅的“衣钵”，安分守己，善始善终；另为陆明诚之父陆松宇，他凭借高超的厨艺被召进宫成为二品御厨，风光无限，却最终在别人的嫉恨中殒命身亡。阅读至此，我们即可发现，高、陆两姓的命运分歧在文中不仅暗示着人性中“欲望”与“本分”的争斗，还隐藏着一个关于“皇城”与“权城”的“密约”，一言以蔽之，高、陆之争隐藏的实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的“政统”与“道统”④之争：如若说北京城代表的是权力所在的“政统”，那么山东首府济南在此更多地意味着以原始儒家为代表的“道统”。“道统”与“政统”的关系就如鲁菜与京菜的关系一样，虽彼此扶持，但亦时有所争。至于二者究竟孰是孰非，我们没有必要去纠结这个“鸡生蛋”与“蛋生鸡”的理论谜题，而只需看主人公陆明诚的最终抉择即可发现：对中国人来说，人生的真谛不在于一时的权势熏天而在于“大味至淡”的“返璞归真”。“政统”的中国随时都会因为时势的变迁而分崩离析，但“道统”的中国却情脉相连、源远流长。这既是作者的历史回眸，也是他的当下感知。就此而言，尚启元在隐约的“宿命论”的指引之下，却替我们开启了一个“潜文本”的故事：孰为人生的真谛，一目了然。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网址: http://www.zglsdllc.cn/qikandaodu/2021/0320/50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