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自我追寻自由所罗门之歌中的姓名文化

托尼·莫里森于199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获此殊荣的首位美国黑人女作家。自1970年起她共发表《最蓝的眼睛》《所罗门之歌》《宠儿》《爵士乐》等11部长篇小说。她的作品生动描绘了美国黑人生活、黑人与白人的矛盾与黑人群体中的矛盾。她将非洲神鬼传说带入笔下的黑人世界，重述那些光怪陆离的故事，带领读者体察黑人的伤痛，追寻黑人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托尼·莫里森深谙姓名在黑人文化中的意义，她笔下的人物姓名也经过精心设计，它们是充满意义的象征，是黑人对奴隶制的控诉、他们身后的历史与身份、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

一、托尼·莫里森与黑人历史

托尼·莫里森深受非洲文化影响，她父母原为美国南方阿拉巴马州佃农，20世纪初期为逃避南方种族歧视北迁。儿时种族问题带来的痛苦回忆使她父亲对白人群体有强烈的不信任，也让托尼·莫里森了解了奴隶制给黑人造成的创伤。歌曲，神鬼传说，音乐等非裔美国人的宝贵遗产伴随她的成长。她的家庭有良好的阅读习惯与故事分享的传统，大人给孩子们讲故事，孩子们再与父母分享自己的故事，这个习惯激起了她阅读的兴趣。成年后的她迷上了经典文学，简·奥斯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这些作家对自身文化根源的认同与对此文化的展示能力令她印象深刻。[1]

她的作品以黑人为主体，描绘了丰富的黑人文化，非洲文化。她主编的《黑人之书》书写了美国黑人300年历史，被称为美国黑人史的百科全书。

1865年奴隶制废除，然而在之后的100多年中，黑人仍未结束对自由的抗争，还在探寻自由究竟为何意。托尼·莫里森的小说探究了非裔美国女性面对贫穷、强奸、乱伦、对美的追求与压迫时的态度与生存技巧，提出，非裔美国人只有拥有了自我，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莫里森的小说描绘非裔美国人的生活，聚焦于自我与文化身份。她笔下的人物总是面临这样的抉择：阴影下生存而丧失自我，抑或抗争以证明值得被尊重的自我。[2]（P69）

托尼·莫里森通过神话与民间故事将一段与史实不尽相同的“历史”呈现在读者眼前，无论书中角色必须追寻这段过去，抑或从过去的创伤中疗愈，“过去”决定了他们现在是谁，以及未来将去向何方。[2]（P303）因此，对托尼·莫里森而言，历史是自我的组成部分，追寻文化根源，黑人才能拥有真正的自由。

二、姓名的意义——历史与身份

托尼·莫里森的许多作品以奴隶制时代为背景，她对笔下的人物命名独具匠心，往往象征着人物的奴隶地位或自由人地位，以及不同时期角色不同的心境与追求，这与非洲的姓名文化紧密相关。在非洲，名字表明一个人与社会、历史和地理的渊源。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它代表了人与外界、他人和上帝的关系。它关系到家族历史：你来自何方，你是谁，谁是你的亲人与盟友。[3]

在西非，名字很重要，非洲人的名字常随时间而变化，每到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就取一个新名字。美国黑人能做的事情莫过于起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反映了你自己决定的内容。[4](P111)拥有一个怎样的姓名，由谁来取名，这些对于黑人来说，意义非凡。

有趣的是，托尼·莫里森自己也经历过姓名的更换：“我的真名叫克洛·安东尼·沃福德，这才是我。在我发表了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后，我后悔给自己改名为托尼·莫里森。”[4](P111)托尼·莫里森改名的初衷是因原名Chloe Anthony Wofford发音拗口，改名之后她却觉得，自己原来的名字才是她自己。新的名字不再拗口，但那仿佛是把自己与自己的过去，经历与回忆割断的新的符号。一个与过去毫不相干的新名字，对一个重视传统、祖先文化的作家来说，仿佛是对过去的背叛与抛弃，令她怅然若失。

因此，在她的作品中，人物的命名总是蕴含着特别的意义。他们或源于圣经故事，或来自非洲传说，或为作品主旨设计，代表着角色的身份与命运，名字的变化也意味着人物身份与命运的转变。在奴隶制废除后的美国，黑人在争取精神自由的斗争中，名字是家族历史的印记，更是自我的标志。

三、《所罗门之歌》中的姓名

1977年出版的《所罗门之歌》是托尼·莫里森的第三部小说，获全国图书评论界奖与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奖。该书绰号奶娃(Milkman)的主人公梅肯·戴德的生活陷入矛盾与混乱，他与家人感情淡漠，父亲麦肯戴德二代内心已白人化且自私爱财，母亲与父亲因金钱问题关系紧张，他与两个姐姐也几乎不交流，爱上了表姐却又因厌倦将之抛弃，遭到她的追杀；只有在与父亲交恶的姑姑彼拉多身上，他才能感受到生活的热情与温暖。他渴望获得经济自由逃离这个家，踏上了南下寻金之旅，听到了许多关于祖先的传说，激起了他对探究家族历史的好奇。他偶然听到孩子们哼唱关于自己祖先的歌谣，惊喜地发现自己是会飞的非洲所罗门的后代，并追查到了祖先的真正名字与去向，带着一直珍视家族文化的姑姑回乡寻根，并最终掌握了小时候未能学会的“飞翔”能力，学会了飞翔就意味着能回到故乡。寻金之旅变成了寻根之旅，他所追寻的不再是金钱，而是种族文化根源与精神归属——拥有对自我的认识、认可与自信，才实现了真正的精神自由。正如小说的题头：让父亲们得以飞升，孩子们得以知道他们的姓名。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网址: http://www.zglsdllc.cn/qikandaodu/2021/0320/5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