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现历史与还原历史的两难选择刘震云温故一九

20世纪七八十年代 “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的出现，解构了传统意义上对历史和文学关系的看法，自此，一些人不再把历史和文学作简单的二分法，而是强调文学的历史叙事功能，让文学参与历史叙事之中，从而瓦解了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决定论。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通过借鉴新历史主义的以文本再现历史的方式对1942年的河南展开了不同于以往“大历史”的新的历史叙事，但是在创作的过程中，作者意识到“文字还原”的局限性，因此，在叙事的过程中引用大量的历史文献着力打造文本的“客观性”，力图还原真实客观的历史。刘震云也深知自己还原历史的两难之处，因此在一次访谈中刘震云明确表示：“严格意义讲《温故一九四二》不叫小说，是一部纪实作品。但是‘纪实’在世界上是非常不科学的一个词，因为存在‘实’，不存在‘纪实’，你只要在‘纪’，就一定不是‘实’。”［1］也就是说，“一九四二”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纪”要尊重历史的真实，不能随意加入自己的主观想象，但这种主观的“纪”距离客观的“实”究竟有多远?无法说出事实原貌的“纪”的存在价值是什么?那么，在刘震云的理解中，“纪”虽然无法“完整、准确、全面、深入”地再现历史事实，但却能够在对事实的陈述和比较中“得出你自己关于这件事的真实”，因为，“真实的历史永远是不存在的，只能说是相对的真实”。这就表明了刘震云还原历史的态度和主张，即“真实”是作家看待历史的一种“目光”。因此，尽管刘震云对历史事件的再现与新历史主义存在着某种的契合，但是还原历史的方式还是不尽相同。

一、文本再现历史

历史已经离我们很久远，我们也无法亲身经历过去，那么我们通过什么方式来还原历史的真实事件呢？新历史主义给出了答案。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主张回归文本的“小历史”，即通过文本再现的方式还原历史。海登·怀特强调“历史，无论是描写一个环境，分析一个历史过程，还是讲一个故事，它都是一种话语形式，都具有叙事性”［2］。也就是说，历史是发生在过去的事件，我们只能通过文字或符号再现历史事件，而且是通过解释文字或符号的含义再现。

1990年，刘震云的朋友钱钢要编20世纪中国百年灾害史，于是把1942年的河南大旱这段历史交给刘震云。刘震云本以为这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毕竟这段历史发生在自己的家乡，但是，当刘震云深入调查时却惊讶地发现，这里的历史被人遗忘了，就连灾难的亲历者和他们的后代也表示不知道。那么，1942年自己的家乡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死了300万人作者却全然不知？这些灾难的亲历者真的是发生了遗忘吗？因此，刘震云带着这些疑问开始寻求还原这段历史，并由此最终创作了这部作品。在文本中，刘震云通过访谈灾难亲历者还原了一些碎片化的信息。当刘震云真正走进这些灾民中，作者之前的疑问得到解答，他们之所以遗忘或是不想再次提起痛苦的历史，抑或是在老人记忆史中，死人的事情发生得太频繁了。所以，300万人的死亡也不过是历史洪流中的一个个案。所以他们选择了对苦难的遗忘。没有人刻意提起那段苦难史，所以刘震云也就全然不知。而且，历史向来都是“大人物”的历史，300万人的死亡可能比不上丘吉尔感冒来得有影响力。因此，这大大加剧了作者还原历史的难度。作者在这些已经发生“遗忘”的受灾难民中，并没有收集到更多的历史资料，只是捕捉到了一些历史碎片。因此，刘震云不得不借助历史资料来进行还原，通过查阅大量的期刊报道和历史文献，作者找寻了被人们遗忘的那段灾难史：1942年的河南发生了大旱，大旱的同时又发生了蝗灾，双重的灾难使得灾民颗粒无收，因此死了300万人的事实也就得到了印证。在灾荒面前，人们为了活下去，吃树皮、买卖壮丁和妇女、扒火车、逃荒等等灾难事件被作者以文本的形式还原出来。

但是，在浩瀚如烟且繁杂的历史资料中，作者不可能把所有的事件放进去。为了书写这段历史，作者必须“阐释”他的叙事，把那些与叙事目的无关的事实从记叙中排除出去。因此，刘震云对历史的还原是建立在查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的，这些资料信息经过作者的发掘整理，重新组合，我们最终看到的文本是一种“史料”加“评论”的组合体，这里面既有既定事实，也有假定事实，既是一种再现，也是一种阐释。因此，刘震云的高超之处不在于历史资料的钩沉，也不在于叙述300万人的死亡，而在于他是以阐释者的姿态对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以文本的形式重述和书写。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历史主义’是描写文化文本相互关系（culture intertextuality）的一个隐喻”［3］。“我们只能通过预先的文本或叙事建构才能接触历史”［4］245，所以，刘震云以文本再现历史的方式还原历史，这本身与新历史主义的主张是不谋而合的。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网址: http://www.zglsdllc.cn/qikandaodu/2021/0320/512.html